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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 聂耳(公元11～1年)原名守信，字子艺，一作紫艺。祖籍玉溪，生于昆明。中学时代即加入共青团，参加革命活动。10年到上海，次年考入"日月歌舞社"任小提琴师。1年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进步音乐、戏剧、电影的创作和演出活动，并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艺术评论。1年取道日本赴苏联，不幸于月1日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逝世。聂耳创作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等0余首，集中表现当时工农群众的苦难和反抗，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坚决意志，成为"中国革命之号角"。其中《义勇军进行曲》于1年月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滇系军阀的滇军的历史
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日)滇军将领蔡锷、唐继尧在武昌起义胜利后，决定在昆明举行武装起义，宣布云南独立。起义部队在讲武堂师生作内应的情况下，从北校场发起攻城。蔡锷等部从东南进攻，经过一夜战斗，于次日晨完全占领全城，活捉总督李经羲，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起义成功后即成立云南都督府，蔡锷任都督。
云南是武昌起义之后最早举行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起义的胜利声援了武昌，推动了贵州、四川及一些省的独立。云南人民“重九”武装起义，是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云南各族人民的斗争，结束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而且推动了全国革命的到来。 在袁准备称帝期间，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和梁启超的进步党等组织曾派人赴云南策动武装起义。前云南督军蔡锷与云南将军唐继尧等人，于1915年12月25日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旋即建立云南都督府，组织约2万人的讨袁护国军。因此，护国运动又称“云南起义”。1915年12月于北京宣布接受帝制，滇军将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并且出兵讨袁。袁世凯的军队受挫，南方其他各省之后亦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压迫后宣布取消帝制，并于数月后病逝。护国运动为全国首义，拥护共和，名撼天下。
1917年7月初，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孙中山极为愤怒，即偕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乘“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准备在南方组织武力讨伐[1]。但孙中山尚未到达广州，复辟丑剧即告结束，而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却在宪法研究会的鼓噪下，顽固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1]。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将斗争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1]。17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当晚发表演说，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滇军将领蔡锷、唐继尧、李根源等联合西南军阀，率先在全国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 云南宣布独立次日，12月26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总司令官蔡锷，参谋总长罗佩金、参谋处长殷承瓛 、秘书处长李曰垓、副官处长何鹏翔、军需处长陈之阶，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各为第一、二、三梯团团长，邓泰中、杨蓁、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各为一、二、三、四、五、六支队长。
1916年初，蔡锷率第一军经贵州毕节入川，取纳溪、泸州。
1月5日，袁世凯令曹锟、张敬尧征滇军，入川进攻护国军，以张敬尧为统领。护国军入川顺利，接连攻占燕子坡、横江、安边。
2月2日，川军刘存厚师在纳溪倒戈反袁，刘自任护国川军总司令，迎蔡锷军入纳溪。
2月5日，滇、川护国军会攻泸州，2月7日，张敬尧率征滇军杀至，护国军退回纳溪，北洋军穷追不已，护国军攻泸之役变为纳溪保卫战，在北起长江，南抵永宁，纵横百里的广阔战场上展开顽强抵抗，战况异常激烈。
2月28日，护国军总反攻，朱德率部直扑陶家瓦房吴佩孚司令部，打得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手足无措。但由于护国军兵少弹乏，未能逆转危局，3月7日，被迫退往永宁大州驿。
3月17日，护国军再次总反攻，得熊克武、但懋辛等四川义军配合，进攻势如破竹，不数日，克纳溪、江安，围张敬尧于泸州城内。5月22日，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同日，蔡锷去电促张敬尧倒戈反袁，不久，亲赴泸州劝说张敬尧。张敬尧将北洋军所余军械、子弹、马匹、粮秣等悉送蔡军，离部离川。
6月13日，护国军进驻泸州。 1916年1月，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第二军总司令官为李烈钧，参谋总长为何国钧，张开儒、方声涛分任第一、二梯团团长。第二军的战略目标是东出桂、粤，转道入赣。唐继尧将准备开往湘西的第三军一部也调往桂粤方向，以增加第二军的兵力，保证攻粤计划的完成。袁世凯令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济光之兄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抵南宁，准备由百色、西林进攻云南。于是，双方军队在滇桂边境的富州、广南一带展开激虞。
2月底3月初，双方互为攻守，呈僵持状态。
3月15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使护国军士气大振。
3月16日，方声涛部举行反攻，收复龙潭。这时，另一支护国军从贵州兴义进入广西西隆，进而抄袭龙军黄恩锡部的后路，迫使黄恩锡率部逃遁。坐镇百色的龙觐光被马济、陆裕光等率领的桂军包围，缴械投降，接受改编。龙军右翼军司令李文富见状，也率部投降。此后，护国第二军进入广东活动，成为护法军政府的重要支柱。滇桂边之战粉碎了袁世凯迂回袭滇的计划，保障了护国军大后方的安全。
护国战争爆发之后，贵州、广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帝制，但仍想当大总统，结果又遭到各方反对。广东、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又相继宣布独立。西南护国各省，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推举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蔡锷、罗佩金等滇系将领也出任抚军。但由于唐继尧坐镇昆明，军务院实际为桂系岑春煊、陆荣廷等把持。
6月6日，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胜利结束。不久，南北议和，护国军务院也于7月14日宣告撤消。 滇军凭借护国战争，将势力扩展到了四川。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结束后，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也正式形成。
护国战争结束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希望在西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梁启超极力与北京政府段祺瑞接洽，为他的学生蔡锷在四川谋取职位。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就任川督不久，病势即日渐恶化，请北京政府准假养病。
8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蔡锷暂离职休养。
8月9日，蔡锷离开成都，到泸州等地休息治病。但是，蔡锷的病日趋严重，不得不于8月底离川东渡日本治疗。蔡锷离川前，保举入川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入川黔军总司令戴戡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蔡锷到日本后，仍医治无效，于11月8日在日本逝世，享年仅三十四岁。
蔡锷病逝后，罗佩金出任四川督军。由于罗佩金早已倾向唐继尧，因此唐继尧得以遥控入川的滇军。
当时，入川滇、黔军占据了四川省大片地方和成都、重庆等重要城镇。罗佩金完全抛开蔡锷的“重建四川”的计划，秉承唐继尧的旨意，尽力搜刮四川的财富，掠夺盐税，强令四川人民负担入川滇、黔军的军饷，由此，与四川军民矛盾日深。罗佩金又奉行“强滇弱川”政策，扩充入川滇军，压制川军。1916年冬，罗佩金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川军，激起川军五师长联名通电控诉。
1917年3月，罗佩金又以武力解散川军第四师，川军将领深感祸将及己，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乘机联络川军各部共谋驱罗。 1917年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之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滇军用煤油喷射四周民房，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凭借民房伏击。刘存厚亦以大炮、地雷进击，很多炮弹落在民房区。双方巷战达七昼夜，死伤惨重。由于滇军增援部队赵又新部在资阳、内江地区遭到川军第二师的阻击，罗佩金孤立无援，被迫交出督印，于4月24日率部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在战争期间，北京政府电令免罗佩金四川督军职，调为将军府超武将军；免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调为将军府崇武将军，两人停止战争，进京供职。同时任命刘云峰为川军第二师师长，戴戡暂代四川督军。刘罗之战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是役，成都民房被毁三千余间，民众死伤八千余人，财产损失无数。
刘罗之战后，紧接着又爆发了川军刘存厚与黔军戴戡的刘戴之战，结果黔军又被赶出成都遭歼灭，戴戡身亡。滇黔联军在与川军作战中连连失利，退入川南，四川脱离了滇系军阀的控制，使唐继尧十分恼怒和失望。 1917年7月，针对张勋复辟，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南下广州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唐继尧认为有机可乘，决定利用护法，把滇系势力重新深入四川，于是通电响应护法。但是，唐继尧并非站在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之下，而是另树一帜，宣布“靖国”，把滇黔所部八军编成靖国军，号称“滇黔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以杨蓁为总参谋长，以顾品珍、赵又新、瘐恩旸 、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张熙、叶荃分任八个军总司令，加上黔军王文华第一师，共七十多营约四万人。
11月14日，唐继尧以川军刘存厚阻碍滇军为名，率滇黔联军誓师出发，发动了四川靖国战争。
1920年12月，先回滇的叶荃计划袭取昆明。不料唐继尧已得知叶荃部下告密，调集重兵迎击，叶军连遭败绩，几乎全军覆没。后叶军退往玉溪方向，而唐军尾随追击。顾品珍乘唐军兵力分散，远离省城之机，于1921年2月初突然进军昆明。唐继尧措手不及，无力抵抗，于2月7日旧历除夕仓皇逃至蒙自，企图收集部队反攻。
2月8日，顾品珍率部进入昆明。顾品珍一面派民意代表“劝”唐继尧出国游历，一面派兵进逼。唐继尧不得已委任李友勋为第二卫戍区司令，龙云为近卫团长，同驻蒙自地区，作为日后东山再起的力量，然后率少量亲信护卫乘滇越铁路火车向南出走，流落香港。顾品珍即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总揽军民政务。倒唐之战的结果，使顾品珍取代了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地位。
顾品珍执掌云南军政大权后，起用了一些滇军旧将。如罗佩金，在1917年刘罗之战失败后回滇闲居，顾品珍委任他为迤南巡阅使。但是，顾品珍也与某些将领不和，如叶荃（云南云州人），后来出走广州，在孙中山大本营中，任参军长。又如杨蓁（云南昆明人），原任第三卫戍司令，也与顾意见不合，被逐入粤。对唐继尧旧部亲信，顾品珍更是处处防范并加以打击。
唐继尧到达香港后，积极筹划，准备返回云南夺权，返滇之战随即打响。
1921年秋，唐继尧亲信李友勋、龙云等部借响应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名义，进兵广西，攻下柳州。这时，唐继尧即令所有在两广的滇军，迅速脱离北伐大本营，开往柳州，与李友勋、龙云部汇合。
1922年2月，唐继尧将集中在柳州的四千余人编为第一、二、三、四军。李友勋任第一军军长、龙云任第一军的前敌司令，率部返滇攻打顾品珍部。在回滇途中，李友勋被广西自治军击毙，龙云即代理第一军军长，继续向顾品珍部进攻。顾品珍率部在滇东抵抗。3月，顾品珍战死于路南天生关鹅毛寨，余部溃散。第八旅旅长范石生、第一梯团长杨希闵部到广东投孙中山。罗佩金则逃亡迤西，5月3日，被土匪普小洪捕杀于苴却。
1922年3月，唐继尧返回昆明，重新控制云南军政大权。唐继尧将所部滇军扩编为“建国军”，自任川、滇、黔、鄂、豫、陕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
四镇守使乱云南
滇军从广西退回云南后，云南各界反唐继尧的呼声日高。当时，全国革命的激流汹涌澎湃，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战争，横扫两湖和浙赣，北洋军阀的统治已近末日。云南人民对唐继尧穷兵黩武，勾结北洋军阀的行为十分愤恨。此外，自第一次滇桂战争后，唐继尧乘机撤销各军番号，加强亲信近卫部队，宠信亲族，排斥异己，也引起了不省滇军将领强烈的不满。
1927年2月6日，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昆明镇守使龙云、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共同发动了云南二·六政变（也称云南四镇守使倒唐事件）。2月6日，四镇守使发出联名通电，要求唐继尧驱逐肖小唐继虞、陈维庚、李伯勋、白之瀚、李秉扬、李子由等。同时，胡若愚、张汝骥两军即向昆明进发。唐继尧在各军的军事压力下，被迫同意了这些要求，令唐继虞等人出走，同意改组省政府。
云南二·六四镇守使倒唐事件，名曰“兵谏”，实质政变，唐继尧成了有名无实的“总裁”，他对云南十四年之久的统治亦宣告结束。四镇守使尤其是胡若愚、龙云，都是唐继尧一手提拔的部将，这次倒戈相向，令他气愤交加。两月后，即5月23日，唐继尧病死，享年不过四十四岁。唐继尧死后，旧滇系军阀亦告结束。
二·六政变之后，蒋介石委任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十九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八师师长。云南的实际大权操纵在胡若愚、龙云之手。张汝骥倒向胡若愚一边；而李选廷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只求自保，不敢参与相争。唐继尧死后，胡若愚、龙云、张汝骥各怀野心，为争夺云南的统治权，矛盾日益尖锐，不久即发生了六·一四政变，龙云被囚禁。
1927年6月14日夜，胡若愚联合张汝骥，突然派兵袭击龙云在昆明翠湖东路的住宅及第三十八军军部。一颗小型炮弹在龙云住宅的花园爆炸，击毁了门窗。龙云的一只眼睛被玻璃片砸伤，顿时鲜血淋漓，束手就擒，因为害怕他的武功高强，龙云被胡若愚并在铁笼子里。龙云的眼睛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来成为终生残疾。这就云南六·一四政变。
在六·一四政变生时，龙云部主要将卢汉、朱旭、高荫槐、周文人等趁混乱之机逃到滇西，邀请滇军元老胡瑛代理第三十领先军军长，指挥部队反击昆明，在祥云、禄丰等地展开激战，击溃胡若愚军，乘胜进逼昆明。7月24日，胡若愚被迫挟持龙云撤离，并将省主席的印信交给周钟岳，请周转告第三十八军切勿追击，他将保证龙云的人身安全。
7月25日，胡瑛率第三十八军进入昆明，胡若愚退至昆明东郊大板桥时，恐怕第三十八军追击，于是便向龙云表示和解，双方达成了“板桥协议”，商定龙云回昆明主持省政，胡若愚、张汝骥即行北伐，由龙云在后方补充饷械。
8月13日，龙云回到昆明，接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重新改造云南省政府。
龙云重新掌权后，并不遵守“板桥协议”，命卢汉、朱旭等部将胡若愚、张汝骥部包围于曲靖，准备加以消灭。但此时，逃亡大理的唐继虞趁昆明城防空虚，发兵进逼昆明，昆明危在旦夕。龙云一面指挥部队固守，一面派代表向胡、张疏通，表示不再为难，维护“板桥协议”。说成后，即将朱旭部调回昆明，将唐继虞部击退。
胡若愚、张汝骥被解围后，也不执行“板桥协议”，却与贵州周西成相勾结，联合黔军向昆明反击。龙云任命胡瑛为第三十八军前敌总指挥，双方在曲靖、宣威一带反复混战，龙云部将周西成之黔军击退，进而将胡、张部赶至川、滇、黔边境。
1928年1月，龙云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并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从而在云南的地位逐渐巩固。龙云最后消灭了对手，统一了云南，确立了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当上了“云南王”，云南从此也进入新滇系军阀的统治时期。
龙云的人物事迹
龙云和胡若愚发动“二·六政变”后，云南省务委员会成立，胡若愚被推省政府主席兼军政厅厅长，龙云为省政府委员兼云南讲武堂校长。省务委员会的成立，名义上是四镇守使联合统治云南，但实际大权操纵在实力较强的胡若愚、龙云手中。张汝骥拥兵3个团，倒向胡若愚一边，李选廷只有1个团的兵力，觉得力量太弱，不敢参与争夺。这样，龙云与胡、张两军对垒，矛盾日益尖锐。但是，龙云为人正直，胸怀坦荡，未有防胡图胡之心，致使胡张占了先机，险遭不测。
1927年6月14日夜，胡若愚、张汝骥突然派兵袭击了龙云在昆明翠湖东路的住宅，龙云和卫士奋勇反击。一颗炮弹在住宅附近爆炸，击毁了门窗。龙云的左眼球被玻璃碎片炸伤，顿时鲜血淋漓，身体不支被俘。胡若愚俘虏龙云后，昆明城防司令王洁修把龙云关在大铁笼子里，囚禁在五华山上达一月有余，龙云的左眼得不到治疗，造成终身失明。
就在“六一四事变”当日，蒋介石正好发布命令，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胡若愚为第39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8师师长。只是一个多月后，龙云才得到这个消息。龙云虽然被囚，但龙云部的主要将领卢汉、朱旭、高荫槐等却趁混乱之机，逃到了滇西。龙云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大损失。龙部遂在滇西邀请滇军元老胡瑛代理第38军军长，指挥部队反击。全军将士同仇敌忾，与胡若愚、张汝骥部在祥云县清华洞、禄丰县城郊展开激战。在击溃胡、张部队之后，乘胜进入昆明。胡若愚挟持龙云撤走，在退至昆明东郊大板桥时，恐38军跟踪追击，乃向龙云言和示好，双方达成了“板桥协议”，商定由龙云回昆明主持省政，胡、张即行北伐，由龙云在后方补充饷械。8月13日，龙云回到昆明，接任了第38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并重新改组了云南省政府，延续一个多月的“六一四滇变”闹剧收场。从此龙云开始了长达17年之久的主政云南的时期。1928年1月，蒋介石指定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13路军总指挥，龙云的地位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可。
龙云主政后，又与胡若愚、张汝骥和唐继虞部及支持他们的黔、川军，进行了两年左右的政权保卫战，最终于1928年秋冬先后击退唐继虞、胡若愚、张汝骥等部进攻，1929年挺进贵州，击毙与胡、张勾结的贵州军阀周西成，大败黔军。是年夏末，胡若愚、张汝骥与脱离龙云的唐继尧近卫军旧将孟坤部联合，分别从川南、滇东北向昆明反攻。龙云急调入黔滇军赶回昆明，分别击溃联军。胡、张、孟部退入川南一带。龙云通过关系，与川南的木里土司进行夹击，结果张汝骥被俘，押到云南下关枪毙；孟坤渡江，翻船淹死；胡若愚逃往上海，另谋出路。这年秋天，龙云基本肃清了云南境内反对势力，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经历了多年战乱的云南，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在统一云南后，龙云提出了建设“新云南”的目标。他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对东南亚各国亦采取开放政策。这些措施收到了相当好的成效，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为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和抗战时期的坚定的后方。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龙云始终以坚韧的毅力，励精图治，奋发图强，致使云南各方面的建设生机盎然，欣欣向荣，呈现出一派大好局面。龙云因而也被称为“云南王”。
政治上，云南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民主气氛浓厚。宽松的环境为抗战期间各种政治力量的活动提供了舞台。龙云主政云南后，起初在政治上追随蒋介石。1929年秋，蒋桂战争中，他被蒋任命为讨逆军第10路总指挥，出兵伐桂。不久又奉蒋介石之命在云南进行过“清党”。1935年初和1936年3月，又被蒋介石分别任命为第2路军总司令和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对过境云南的、处于长征途中的红一方面军和贺龙、萧克的红2、6军团进行防堵，以维护其利益。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龙云对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深表钦佩。在民族矛盾上升的关键时刻，龙云的政治态度有了积极的变化，“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更是全力支持全面抗战。
在整肃了各路军事武装后，又剿灭了各地土匪，使匪患渐平，民得安居。为云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保障，也为全国树立了样板。因此，抗战期间，大批进步教授、民主人士、社会团体和大中学校纷纷入滇。他们在云南的活动，推动了当地人民的思想进步，也推动了当地的政治活动。
在中共领导和民盟推动下，云南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开展。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省主席龙云，则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龙云对民主运动采取了保护和支持的态度，使云南昆明具有了“民主堡垒”之称。抗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即与龙云建立了秘密联系。1943年，中共又派华岗同志到龙云身边工作。华岗向龙云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政策方针，阐明坚持抗战、反对内战、支持民主运动、反对法西斯专政的重大意义，使龙云对中共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蒋介石铲除地方势力、排除异己的一贯手段，有了更深的认识。在龙云倡议下，中共在五华山龙云驻地设立电台，供双方及时联系。1945年7月，龙云又同意中共《新华日报》报社在昆明青云街31号设立营业分处，发售《新华日报》和《群众》半月刊，民盟机关报《民主周刊》，也在昆明发售。这年年初，昆明还成立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工人同盟”、“新民主主义同盟”，这些组织，都是在龙云的默许下进行的。战时只有昆明这个城市，才有这样的“民主”运动。
龙云与民盟领导人罗隆基等关系密切，对民盟的组织和活动，不仅在政治上加以保护，而且在经济上也给了不少的帮助。1944年底，龙云加入了民盟。民盟在云南工作比较活跃，在群众中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对于配合共产党、开展抗日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
经济上，唐继尧时代征战南北，军需费用浩大，使农村破产，城镇工商凋零，币值低落，财政拮据。龙云上台后，开始大力整顿财税，巩固金融，稳定货币，兴办实业。他重用陆崇仁等，改革财政税务，取消苛捐杂税，删繁就简，另立新税。将财政、企业、金融合而为一，以财政扶持金融，发展生产；以金融充裕财政，支持生产；以生产巩固财政，充实金融。他改组富滇银行，发行钞票，统治外汇，巩固云南金融。他大力扶植云南地方资本，支持兴办实业，扩大纺织出口，整顿发展个旧锡矿及其他钨、锑、铜、锡、盐、煤矿等，使云南省财政收入大增，经济发展呈现出比较繁荣的景象。
龙云还十分重视农业和交通设施建设。云南的交通设施落后，唐继尧时期，全省只有约40华里公路。龙云主政后，大力修建公路，使通往省外的公路多达6条，分别为：滇黔公路、滇康公路、川滇西路、滇川东路、滇桂公路、滇康公路。特别是后来修建的滇缅公路，更是龙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公路的修筑，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促进了云南的社会发展。
云南山地较多，长久以来粮食都不能实现自给，而主要依靠从越南进口。龙云扩大粮食耕地，减轻税收，存粮积谷，力争粮食自给。抗战期间，军队和人口大批涌入，而云南粮食无缺，端赖于此。 龙云对云南的文化建设还有两件事需要提及：一是扶持、推进滇剧的发展，二是倡修云南通志、云南省志和云南各县县志。
由于他的努力，1935年，《新纂云南通志》定稿。1941年80卷、21部类、计400余万字的《续云南通志长编》也基本完成。这为保存云南历史文献，研究云南近现代历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军人出身的龙云，深知军队对于政权的重要性，要想稳定统治，必须有军队作坚强的后盾。所以，他接掌滇政后，大力整顿滇军，努力树立滇军新形象，提高滇军的战斗力。滇军骁勇善战，但不乏亡命之徒，兵也很难“带”。当时的滇军，从士兵到长官，几乎都是职业军人，云南称之为“兵油子”。这些“兵油子”多半是游手好闲之人，到处受雇，到处“开小差”，不仅混吃混喝，而且三教九流，鱼目混珠，人员成分非常复杂。在削平滇中诸雄后，云南旧军人很多被淘汰。龙云便趁此机会，提出“重塑滇军新形象”的口号。
他采用了如下办法：整理编制。龙云将他的直属部队，取消师、军以上的番号，缩小编制为旅，旅下属2个团，分驻全省各地。规定军队仅维持治安，不再过问地方政治。改募兵制为征兵制。征来的壮丁称为“学兵”，服役期满，回乡为在乡军人。从前募来的兵士，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改征兵制后，所征多半是农家子弟，不但没有人抽吸鸦片，连一般社会恶习也没有。所以滇军有了“脱胎换骨”的新面貌。设立军官教导团。1930年开始创办，龙云自任团长，招募中学毕业生及遴选军中干部严训，以培养下级军官。每期受训时间多为三年，分步、骑、炮、工、交通、通讯各科。至抗战前，共训练下级军官达四千余人，成为滇军基层骨干。重新训练军队，配套新式武器。从前的步兵操典，多半模仿日军。征来的新兵则一律改用“德操”。新兵的装备，系经法国军火商采购而来，这些欧洲新式武器，加强了滇军的战斗力，为以后滇军参加抗日立下了功劳。 “七七事变”后，龙云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副团长、陆军副总司令等职，在云南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全国抗战。将龙云称为抗日爱国将军毫不夸张。就凭两件事，他就足以担纲此誉，一是组织滇军二十多万奔赴抗日前线；二是开辟滇缅公路，打通抗日的国际援华通道。
民族大义使龙云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37年8月，龙云在西安和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机飞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多次会晤。朱德和龙云是云南讲武堂同学，双方交换电台密码，开始建立联系渠道。在与中共领导人交谈中，龙云受到巨大鼓舞，坚定了抗日的决心。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龙云慷慨陈词，表示要“尽地方所有之人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但龙云也逐渐看清了蒋介石并非真心抗日，于是决心以己之力，以全云南之力，做好抗日的准备。
1937年秋天，中国军队在华东重镇徐州与来势汹汹的日军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的决战，正是在这样的紧急关头，龙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多年精心培养出来的数万子弟兵送上了前线。9月9日，龙云一身戎装，誓师巫家坝，滇军首批以卢汉为军长的第60军4万余官兵浩浩荡荡步行1000多公里到达长沙集结，随即奔赴台儿庄战场。
血战台儿庄
此时的台儿庄战事对中国极为不利，孙连仲部第二集团军被日军包围，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滇军就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甚至还没来得及将机枪从马背上卸下来就开始投入战斗。英勇的战士前仆后继，与日军展开了反复肉搏，没有人因胆小而退却，没有人因怕死而逃跑。营长尹国华全营500人，最后仅一人生还。台儿庄战役胜利了，滇军坚持了二十多天，重创日军，威震敌胆，名扬天下。但龙云也付出了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接着，云南又新编成第58军和新3军，与60军合组第30军团，年底又扩编为第1集团军，由卢汉指挥，龙云自兼总司令，参加武汉保卫战等。八年抗战，在仅有900万人的云南，龙云共组建派出了22万人的大军开赴前线，经历各种重大战役20余个，伤亡官兵十余万。并动员和组织全省军民投入滇西大抗战，使云南一直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成为中华民族背水一战时脚底下为数不多的一块土地。这是龙云政治军事生涯中最为光彩和辉煌的一笔。
修建滇缅公路
考虑到战时港口会被日军封锁，重庆又地处内地，交通上必须保证国际通道的顺畅，1937年，龙云主动向蒋介石请命修筑滇缅公路，打通抗日的国际交通线。此条公路地势险峻，须跨越澜沧江和怒江，施工实属不易。在资金、人力、技术、设备等等几乎都不具备的情况下，龙云坚决地下达了筑路饬令。在国难当头时刻，为了抗日救国，云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长途跋涉纷纷赶往筑路工地，平均每天出动数万人，用了不到9个月的时间修筑了974公里的公路，滇缅公路全线通车。1938年5月17日至19日，英国《泰晤士报》连续三天发表文章和照片，报道滇缅公路的修筑情况，赞美“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得到”。这条公路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条国际通道，当时的国际援助物资均从此公路运至昆明，在军事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龙云本来还打算修筑一条滇缅铁路，后因缅甸沦陷，建路物资运不进来，铁路修了一半，最终没有完成。但是，这条奇迹般的滇缅公路，成了抗战时期至关重要的运输通道，有“抗日输血管”之称。
抗战期间，他的第三子龙绳曾，因广泛的人脉和社交结触能力，被云南各界人士推举为云南司机联合会董事长，卓有成效地保障了父亲龙云治下，发动数十万父老民工修筑的滇缅公路，可以在当时猖獗匪盗的眼皮下，让输送抗日物资的卡车车队，顺利地通行在这条中国与国际相联的唯一陆地运输线。可以说龙绳曾“董事长”的名义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龙云主政以来，虽然一直支持蒋介石，但蒋、龙之间业已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多年以来，龙云把云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都抓在自己手里，不容中央政府染指，这在蒋介石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1938年12月，汪精卫潜离重庆，经昆明逃往越南河内，在昆明得到了龙云的同情和帮助，使蒋介石对龙云从此耿耿于怀。尤其是龙云保护、支持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在云南开展活动，严禁国民党特务抓人，使昆明成为“民主堡垒”，更让蒋介石寝食难安。蒋介石认为龙云“阻挠政令，危害抗战，包庇左翼分子，使昆明成为共产党的温床”。而随着抗战的胜利，解除龙云在云南的统治，清除民主阵地，就成为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前后不得不面对而又必须解决的一件大事 。
1945年4月，蒋介石秘密召见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商谈解决龙云的问题，要杜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做好准备。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实施调虎离山之计，急忙调龙云的滇军主力———由卢汉率领的第一方面军，全部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使龙云成为无兵之帅。蒋还命令杜对昆明所有的通讯、交通设施都进行监视和切断部署，严防龙云乱中逃跑。一切布置完毕后，蒋又以日军有阴谋、国民党军接收兵力不足、恐出意外为借口，要龙云把他留在昆明护驾的家兵———龙云的大儿子龙绳武的19师、爱将潘朔端的23师都调防越南。至此，龙云多年来训练、装备起来的“看家宝”就只剩下二儿子龙绳祖率领的24师以及宪兵团和警卫大队了。
在对龙云发动突然袭击之前，杜聿明还多次举办舞会、宴会，并到龙公馆拜访，以示亲热，借以迷惑龙云。1945年10月3日，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杜聿明指挥中央军包围昆明城，解除了龙云的警卫部队和滇军守城地方的武装，并传达蒋介石命令，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辕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及所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史称“十三事件”。
龙云逃出公馆，登上五华山省政府驻地后，一面指挥警卫营奋死反抗，一面等待后援。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在宋子文等人的反复劝解下，龙云才放弃抵抗，留恋地离开了他经营十七年的云南，被迫飞往重庆接受院长任命。实际上，他已完全失去自由，等同于被软禁了。之前，在卢汉离开昆明时，龙云为了预防万一，曾对卢汉说，如果昆明有变，闻讯即率部队回昆。但蒋介石早有安排，在中越边境布置大军堵截，并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以分化龙、卢之间的关系。因此，“十三事件”发生后，卢汉犹豫不决，部分滇军想打回云南，但一分析军事态势，确也难以办到。卢汉完成受降任务回国后，于1945年12月1日就任云南省主席职位，但只带回了一个营的兵力。蒋介石为了消灭异己，将驻越滇军调到了东北内战前线。
处于软禁中的龙云，丝毫不惧蒋介石的淫威，经常与中共、民主人士和滇军老部下秘密联系策动反蒋，并在旧政协开会前，资助民盟经费2000万法币（当时值黄金200两）。后来，潘朔端、曾泽生起义和张冲投向共产党，都与他们的老长官龙云不无关系。
1946年3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龙云提出想先回昆明一趟，然后再去香港，希望脱离政治，遭到蒋的拒绝。龙云只好跟随大队人马回到南京。第二年，龙云所在的军事参议院被撤销，另立战略顾问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龙云任副主任。蒋介石几次要战略顾问委员会拟“剿共”计划，但均为龙云所拒绝，双方关系更为紧张。
在南京，龙云受到严密监视，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例如1946年秋他想到杭州参观，1947年夏想到上海送爱女国璧赴美留学，均被无情拒绝。1948年秋，龙云听到蒋介石要把自己挟持到台湾的消息后，决心逃出虎口，并立即着手自救行动。他先与上海中共地下负责人吴克坚取得联系，计划乘船北上解放区，但未能实现。接着又派人到上海找到抗战期间在云南结识的美国飞虎队大队长陈纳德将军求援。在老朋友陈纳德的帮助下 ，1948年12月8日，被蒋软禁了整整三年的龙云终于脱离牢笼，搭乘陈纳德的一架商业飞机从南京经上海飞赴广州，随即远走香港 。 龙云脱险后，立即站到了反蒋反内战的行列。他到达香港不久，就发表长篇谈话，公开抨击蒋介石的阴谋，拒绝了代总统李宗仁要他去南京“共商国是”的要求，并力劝李宗仁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中央负责人之一。他时常关心云南的局势，多次派人去云南劝说卢汉早日起义。1949年8月13日，他同黄绍竑等44人，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的政策，表示同蒋彻底决裂，并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认清形势，不要跟着蒋南逃。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开除龙云等人党籍并加以通缉，甚至派遣特务到香港伺机刺杀。
二十多年来，龙云从拥蒋到反蒋，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他彻底与蒋介石反动集团决裂，走向光明，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龙云被列为特邀代表。10月1日，新中国诞生，龙云被委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政协会议颁布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制定了国旗、国徽、国歌。尚在香港的龙云高兴地对《文汇报》记者表示：“我觉得最高兴的一点是‘共同纲领’的颁布和有了新国旗。看了‘共同纲领’后，觉得它胜过百万雄师，足够压倒百万美帝装备的反动军队……这可以说是全中国人民真正的共同的意志。中央政府中所有的各政府机关，非常完备，可以说将阻碍国家统一的一切因素都扫除了。阻碍中国建设繁荣的毛病扫除得干干净净，全中国人民都清楚看出我们国家的远景。”
经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原计划龙云早日北上，但他不愿意把吸食鸦片的恶习带到北京，决心戒了烟再走。1950年1月，已经成功戒烟的龙云离开香港，到达北平，沿途受到各地党政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久龙云被安排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此后，他又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常委等职。国家给了龙云副总理级的待遇，工资500元人民币，配有司机、警卫、秘书、服务员、勤杂工、厨师等。
到达北平后的龙云，生活舒适，心情欢畅。
夫人顾映秋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你爸爸来到北平以后，中共各级人员的态度非常好，对你爸爸优礼有加，过去在昆明的民主人士，也非常亲洽，所以心情特别愉悦，更显然精神好了。” 党和人民的委托与信任，使龙云深受感动。尽管他年事已高， 仍然努力工作。他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安定西南地方云南战争的社会秩序， 维护民族团结，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他经常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政治协商。他重视民革工作， 大力加强民革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为社会主义事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 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