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峡文化中圈足器和圜底器是怎么分类的？
石峡文化中圈足器的分类可分为圈足盘、壶、罐、甑和瓮，其中圈足盘数量最多，圈足盘、甑的盘体均为子口。圈足盘的圈足存在着一个从矮至高，盘体从浅至深的变化过程。
石峡文化出土的圜底器中，单独以圜底器出现的只有夹砂陶釜一种，有70件之多。同时，圈足盘和三足器中的鼎、盘，其盘底A大部分为圜底；此外，个别的瓮也属圜底。
石峡文化出土的装饰品有哪些材质是怎样的？石峡文化出土的各类装饰品共163件，有琮、壁、瑷、环、块、璜、管坠、珠、坠饰、圆片饰。装饰品的质料有纤蛇纹石、大理石、绿松石和玉等。这些装饰品有的是作为首饰，有的作为颈饰。
可见，石峡文化的先民们已熟练地掌握了不同质料、不同硬度的装饰品的切割、磨制、雕刻、钻孔、抛光等技术。
商代陶器有什么特色？
商代早期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较夏代为多，有少量红陶、棕陶和白陶，而黑陶、黑衣陶已很少见。
在河南省安阳小屯发现的商代灰陶男女奴隶像，高5.5厘米至6.1厘米不等，共3件。盘发戴枷，男像枷手于背后，女像枷手于胸前，非常传神。
商代早期陶器的品种较夏代已经明显增多，烧成温度和质量也有提高，主要器形有：炊器类的鼎、罐、甑、鬲。鬲逐渐代替鼎而成重要炊器。饮器类的觚、爵，食器类的豆、簋、三足盘，盛器类的瓮、盆、大口尊缸等。大口尊、圈足盘、簋是新出现器形。
这时期陶器纹饰以印痕较深的绳纹为主，约占八成以上。另有少量磨光素面，及磨光面上拍印的云雷纹、双钩纹、圆圈纹，附加堆纹的运用已较前大为减少，也开始出现一些动物形象和几何图案。
浙江省绍兴县鉴湖镇坡塘苗山发现的商代印纹陶瓮，口径25厘米，高42厘米，是盛贮用的容器。卷沿，短颈，溜肩，肩部堆贴四鋬系，圆底内凹。颈部饰有弦纹数周，通体拍印席纹，纹样杂而不乱，富有一定的条理感，具有江南地域特征。灰白胎，胎壁不均匀，系泥条盘筑法成形，并且烧造温度较低，属印纹硬陶。
新石器时期陶器是怎样的？
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除了长江、黄河流域这两个最重要的地区之外，还包括其他地区，东南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东南地区新石器时期的陶器文化范围，包括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和广西诸省，基本上可分为早、晚两个阶段。
早期文化的遗址有江西省万年仙人洞，广东省英德青塘、冠山滑岩洞和广西桂林甑皮岩、马兰嘴山、杯较山、石尾山、海角山等处。
以绳纹粗红陶为主要代表，质地较粗松，具有明显的原始特征。纹饰除了绳纹，还有划纹、篦点纹、见齿纹、指甲纹和篮纹等。
东南地区晚期文化较早期丰富，质料种类增加了泥质红陶、灰陶和黑陶；纹饰种类增加了颇具特色的几何印纹。
万年仙人洞位于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是1.4万年前新石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这里竟然发现了2万年前的世界最早的陶器碎片。
甑皮岩文化是发现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独山西南麓洞穴的新石器时期早期文化，年代为距今1万年至7450年。甑皮岩文化的遗迹、遗物，依地层和文化特征可划分为5期，由此可勾勒出公元前1万年至5000年间桂林原始文化陶器的发展轨迹。在第一期发现一件破碎的捏制素面夹粗砂陶容器，是我国发现的最原始的陶容器实物之一，年代在公元前1万年至9000年。在第二、三、四期的陶器大部分用泥片贴筑法制坯，露天堆烧法烧造，显示出公元前9000年至6000年间桂林陶器制造技术的发展。
第五期进一步出现用慢轮技术修坯的泥质陶器，纹饰除传统的绳纹、篮纹等编织纹外新出现式样繁多的刻画纹、戳印纹、捺压纹，如干栏纹、水波纹、曲折纹、网格文、弦纹、乳钉纹、篦点纹、附加堆纹等，器型富于变化，有罐、釜、盆、钵、圈足盘、豆、支脚等器类。
凤鼻头文化分布于我国台湾省中南部海岸与河谷地区，跨越分布在台湾岛西海岸的中南部，自大肚山起向南到台湾岛南端及澎湖列岛。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1600年左右。其典型代表是高雄县林园乡凤鼻头遗址。
凤鼻头文化红陶质地细腻，不含粗砂，色泽橙红或深粉红。橙红的多磨光，深粉红的多未经研磨。从制作工艺看，多以泥条或泥环盘结叠筑，外面抹平。
陶器纹饰有绳纹、席纹、刻画纹和附加堆纹，个别陶片上还绘有深红色的勾连形图案或平行线。
陶器的器形主要有碗、盆、壶、瓶、罐、鼎等。这些红陶酷似祖国大陆东部沿海的原始文化遗存。
如果将凤鼻头文化与我国青莲岗文化，特别是较早期的青莲岗和马家浜文化中的红陶陈列在一起，人们会惊异地发现：海峡两岸，原来竟是一群“同胞姐妹”。所不同的，只是来自凤鼻头的一群更“年轻”一些。
第二期以素面和刻纹黑陶为主要特征，广泛分布于台湾中南部各地。代表性的遗址有台中市营脯、南投县大马璘、台南市牛稠子贝丘、高雄市大湖贝丘、桃仔园贝丘以及凤鼻头贝丘的第三、四层等。这种变异应视为各遗址住民对本区域特殊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所致。黑陶文化的标志性器物是各遗址均有发现的黑皮磨光陶。
另外，在制作技术方面，黑陶文化中首次显示了使用慢轮修整的痕迹，这对于台湾地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凤鼻头文化第三期以印纹和刻画纹灰黑陶为主要特征，约在公元初年至十六七世纪之间，由于年代的晚近和汉文化的大量涌入台湾，这一期的原始文化遗存大都被近现代文化的潮水淹没了。
从已知的出土陶器看，其特征为：灰、黑几何印纹陶，以方格纹为主。这种陶器不仅与华东青莲岗、福建昙石山出土的几何印纹陶属于同一类型，而且在我国江南地区分布极为广阔。
几何印纹陶的创造者是古越族，古越族第三次大举赴台是公元前110年以后的事情，这一时间与凤鼻头第三期文化的考古年代大致相合。而且很有可能，渡台之后的越人与大陆越人始终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这种民族交流必然促进文化的交流。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自治区，其中，四川陶器文化较发达，云南和西藏也具有一定水平，只是贵州发现的比较少。
新石器时期绳纹粗红陶
从大溪遗址可以发现哪些信息？
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外表普遍涂有红衣，有些因扣烧而外表为红色，器内为灰色和黑色。盛行圆形、长方形和新月形等戳印纹，一般成组印在圈足部位。其中有少量彩陶，多为红陶黑彩，常见的是绳索纹、横人字形纹、条带纹和漩涡纹。主要器形有釜、斜沿罐、小口直领罐、壶、钵、豆、簋、圈足盘、圈足碗、筒形瓶、曲腹杯、器座、器盖等。以白陶和薄胎彩陶最为突出，代表了较高的工艺水平。在白陶圈足盘上，通体饰有类似浅浮雕的印纹，图案复杂精细。薄胎细泥橙黄色的彩陶单耳杯和圈足碗，绘以棕红色的多种纹样，显得精美别致。石器中两侧磨刃对称的圭形石凿颇具特色。有很少穿孔石铲和斜双肩石锛。偶见的巨型石斧。同时，有相当数量的石锄和椭圆形石片切割器等打制石器。另有大量的实心陶球和空心裹放泥粒的陶响球。大溪文化流行红烧土房屋并较多使用竹材建房。葬式复杂多样，跪屈式、蹲屈式的仰身屈肢葬是该文化的特殊葬俗。
大溪文化居民以稻作农业为主。在房屋建筑遗迹的红烧土块中，经常发现稻草、稻壳印痕。红花套遗址的稻壳印痕经鉴定为粳稻。大溪文化居民除饲养猪、狗外，鸡、牛、羊可能也已成为家禽家畜。同时，渔猎、采集等辅助经济仍占一定比重。特别在大溪有些地段的文化层内，夹杂较多的鱼骨渣和兽骨，包括鱼、龟、鳖、蚌、螺等水生动物以及野猪、鹿、虎、豹、犀、象等的遗骸。在大溪文化遗址中，一直没有发现成批的或数量较多的收割农作物的工具，为数甚少的石刀、蚌镰显然主要不是为了收割水稻使用的，而是用于采集活动。这种现象表明大溪氏族部落收割稻谷不是像黄河流域那样用刀割粟、黍穗头，也不是连杆割取，而是在田间带莛薅拔，再捆扎成把晾晒。稻谷去壳加工，主要用杵和臼。在许多遗址中发现了舂米用的陶臼和一些直接利用形体合适的河卵石做成的石杵。大溪文化手工业主要是制陶业和石器制造业。长江中游氏族部落当时制陶业有其自身的创造。大溪文化遗址火膛上未见窑箅，在高出火膛处围绕窑壁一周有平台，构成窑室。待烧制的陶器就摆放在平台上。这种陶窑使用的材料和构筑形式，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尚属少见。大溪文化共有300余座墓葬。其中大溪墓地最多，人骨保存较好。该墓地死者头向普遍朝南，除个别为成年女性和儿童的合葬墓外，绝大多数实行单人葬。葬式一类为直肢葬，数量占半数以上，以仰身直肢为主。绝大多数墓都有随葬品，最多的有30余件。其中，女性墓一般比男性墓随葬品多。很多石镯、象牙镯等饰物，出土时还佩戴在死者的臂骨上。
母系氏族时代的大溪文化是怎样的？
大溪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四川巫山大溪而得名，距今约6400年至5300年。但实际上这种文化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至汉水中游沿岸，其中心地域在湖北的西南部。
在湖北省发现的重要遗址已有20多处，著名的有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宜昌中堡岛、清水滩，松滋桂花树，江陵毛家山等遗址。
大溪文化初步可分为两个地区类型:
长江沿岸的鄂西川东地区，如大溪、红花套、关庙山等地的遗存，可称为“大溪类型”。
长期多夹炭陶，夹砂陶比例始终很小，白陶也很少。圈足盘、陶簋多见，典型器有彩陶筒形瓶。圈足上盛行各种成组的戳印纹。彩陶纹饰有横人字形纹、曲线网格纹，有的器形和彩纹，明显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
洞庭湖北岸、西北岸地区，如三元宫、丁家岗、汤家岗等地的遗存，可称为“三元宫类型”。
夹砂陶比例大，红褐胎黑皮陶和白陶占一定数量。有特征鲜明的盘口圈足罐和筒形圜底罐。圈足盘少，彩陶筒形瓶仅有个别发现。以通体装饰的印纹、刻划纹为特色，漩涡纹、变体卷云纹彩陶也具特点。
大溪文化先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生产，在许多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夹有稻壳和水稻的茎叶碎末。一些遗址还有较多稻壳和稻草灰烬出土。红花套、关庙山两处属于大溪文化中期阶段的稻谷是粳稻。
这个古老文化的各氏族常用的夹炭陶器，是以炭化稻壳粉末作为合料的，足以说明种植稻类作物已十分广泛。在三峡谷地，缺乏适于农耕的沃土，采集和渔猎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大。
如清水滩等遗址的堆积中包含大量鱼骨和兽骨，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
在大溪文化遗址中，一直没有发现成批的或数量较多的收割农作物的工具，为数甚少的石刀、蚌镰显然主要不是为了收割水稻使用的，而是用于采集活动。
这表明，大溪氏族部落收割稻谷不是像黄河流域那样用刀掐割粟、黍穗头，也不是连杆割取，而是在田间带莛薅拔，再捆扎成把晾晒。
这种收获方法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比较普遍，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氏族部落、马家浜氏族部落大都如此。
稻谷的去壳加工，主要用杵和臼。在红花套遗址发现了两处保存较好的地臼，是一种锅底状的圆坑，周壁坚硬光滑，附近还有木杵的遗痕，是一种长一米多，中部较粗，两端呈圆头的稻米加工工具。
这一发现，证实了《周易·系辟下》关于上古时代“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的记载。此外，在许多遗址中还出土了舂米用的陶臼，还出现了一些直接利用形体合适的河卵石做成的石杵。
在红花套、关庙山发现的房屋基址，普遍经过烧烤，已成红烧土建筑。分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类，前者常呈圆形，后者多属方形、长方形。
地面起建的房子，往往先挖墙基槽，再用黏土掺和烧土碎块填实，墙内夹柱之间编扎竹片或小型树干，里外抹泥。
室内分布柱洞，挖有灶坑或用土埂围筑起方形火塘。居住硬面的下部，常用大量红烧土块铺筑起厚实的垫层，既坚固又防潮。有的房顶系铺排竹片和植物秆茎，再涂抹掺有少量稻壳、稻草末的黏土。
有的房子还有撑檐柱洞或专门的檐廊，或在墙外铺垫一段红烧土渣地面，形成原始的散水。可见为适应南方的气候条件，建造住房已采用了多种有利于防潮、避雨、避热的技术措施。
大溪文化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石器制造业。长江中游氏族部落当时的制陶业有其自身的创造。划城岗遗址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窑址，先在地下挖坑，结构分为斜坡状火道、火膛、窑室、出烟口几部分。
窑的底和壁都用大块红烧土铺垫或垒砌而成。待烧制的陶器就摆放在平台上。这种陶窑使用的材料和构筑形式，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尚属少见。
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普遍涂红衣，有些因扣烧而外表为红色，器内为灰黑色。盛行圆形、长方形、新月形等戳印纹，一般成组印在圈足部位。有少量彩陶，多为红陶黑彩，常见的是绳索纹、横人字形纹、条带纹和漩涡纹。
主要器形有釜、斜沿罐、小口直领罐、壶、盆、钵、豆、簋、圈足盘、圈足碗、筒形瓶、曲腹杯、器座、器盖等。石器中两侧磨刃对称的圭形石凿颇具特色。
有很少的穿孔石铲和斜双肩石锛。偶见长达三四十厘米的巨型石斧。同时，有相当数量的石锄和椭圆形石片切割器等打制石器。另有大量的实心陶球和空心裹放泥粒的陶响球。
在大溪文化圈共发现300余座大溪文化的墓葬。其中大溪墓地的最多，人骨保存较好。该墓地死者头向普遍朝南，除个别为成年女性和儿童的合葬墓外，绝大多数实行单人葬。
葬式一类为直肢葬，数量占半数以上，以仰身直肢为主；另一类为屈肢葬，其中多数是仰身屈肢，以双脚压在髋骨下的仰身跪屈葬和下肢向上□曲的仰身蹲屈葬最为特殊。下肢弯曲程度很大的屈肢葬，当是将死者捆绑后埋葬的。
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最多的30余件。女性墓一般较男性墓富。有的石镯、象牙镯等饰物，出土时还佩戴在死者臂骨上。在几座墓里发现整条鱼骨和龟甲，有的把鱼摆放在死者身上，或是置于口边，也有的是两条大鱼分别垫压在两臂之下。
以鱼随葬的现象，在我国新石器文化中尚属少见。另外还有以狗作为牺牲的。大溪墓地儿童与成人的葬制基本相同，但在红花套和关庙山则是瓮棺葬。
大溪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当时的人过着定居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活；使用石制生产工具，并且打制石器仍占有相当分量；制陶业是当时主要的手工业。大溪文化向前发展，为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