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汉代丝绸之路即是中国对外的贸易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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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将连接亚欧大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因为这条路上最具代表性的货物便是丝绸。然而，从汉代开始开通的丝绸之路，并不仅仅在中西方的国家间运送丝绸，而是从各方面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成为古代中国连接东西文化的主要动脉。
丝路缘起
张骞出使西域油画
当提起“丝绸之路”，人们脑海里最先浮现的还是那条汉代张骞开辟的官方通道——也就是所谓的丝绸之路正式形成之时。随着汉朝逐渐兴盛，为了对抗匈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迁到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共同对抗匈奴，打破匈奴对丝路的垄断。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足迹远达安息（伊朗）、身毒（印度），奠定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自长安（或东都洛阳），经陇西，过河套平原，出关至楼兰后分为两道，南北两道在疏勒（喀什）汇聚，到达大夏、安息，甚至到大秦（罗马）和北非一带。此外，另有一路出关后向皮山行，然后西南行至印度、波斯湾一带。此后路线多有变化，但无论如何，西汉建立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的直接商贸联系，更重要的是，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对外联络。丝绸之路也就伴随着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去，而且有所扩大。
丝绸之路鼎盛时期，是在隋唐。隋朝时，兴起的突厥也并未能阻断中西贸易往来，而且隋炀帝时朝廷用厚礼吸引聚集在张掖的胡商进入内地进行贸易。唐朝时，唐太宗相继击败东西突厥，征服漠西北，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并仿照中原，在都护府建立馆驿系统。中国堪称当时世界第一发达国家，唐太宗被誉为“天可汗”。在丝绸之路的东段，大漠南北和西域诸国修筑了许多支线，被称为“参天可汗道”。同时，大食（东阿拉伯帝国）、东罗马帝国等国也不断派使节到长安。西方诸国陆路取道中亚、西域，海路则从大食首都巴格达出波斯湾到中国。各国使节胡商云集长安，据唐《会典》记载，唐王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通使交往。
当时唐朝海上丝绸之路极盛，除了东亚的新罗、日本，还与林邑（今越南）、真腊（柬埔寨）、河陵（今爪哇岛）、骠国（缅甸）等通舶，经此到天竺（印度），从天竺经波斯湾到大食，与欧洲诸国发生经贸关系。当时的广州、泉州、刘家港等地成为举世闻名的对外港口。几乎每日都有船只远涉重洋到达东方。从对外来物的称呼也可以看出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茂。汉时，中原将西方传来物以“胡”字冠名，如胡琴等；唐代则将西方传来物冠以“海”字，如海棠、海石榴等。
总而言之，唐代时形成了东亚、南亚、中亚、波斯、阿拉伯地区以及地中海的交互往来的交流格局，唐朝成为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朝代。后来宋代时，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海路重要性加强。到元朝时，丝绸之路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元大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之都。
如今人们常怀念盛唐气象，那种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气度，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西方各地区文化与中东方文化交流碰撞，不断为中国文化注入新活力，推动了中国文化的更新发展。
东传之物
丝绸之路从西方带到中国的文化，最为突出的是宗教。佛教自西汉哀帝时传入中国，逐渐发展，在隋唐达到鼎盛，丝绸之路功不可没。唐高僧如玄奘等人沿丝绸之路前往天竺取经、讲学，带回印度佛经657部；义净等人沿海路去往天竺，带回佛经400部。与此同时，天竺僧人也纷纷赴华交流、讲学。这些都促进了佛教在亚洲东部的传播发展。
唐朝时，三夷教即三大外来宗教——袄教（琐罗亚斯德教）、景教（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摩尼教（中国称为“明教”）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且流行一时。各宗教东传以后开始本土化，本土化的宗教又传入源地，不断交流，对宗教和各地社会文化影响极大。同时宗教也成为了维系丝绸之路的重要因素。甚至元代以后，宗教和文化交流取代商贸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要目的。与当今宗教冲突严重不同，当时丝绸之路沿线城镇不同宗教是和平共处的，三夷教和佛道两教并行不悖，甚至有的说教、绘画和典籍相互融合。这可能和宗教传播交流频繁广泛有关。
正如佛教最初是外来物，许多我们习以为常，以为自古皆然的物产，实际上最初也是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譬如葡萄，就是张骞通西域时带回的，还有苜蓿。
以“胡”或“海”字命名的作物十有八九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例如胡桃（核桃）、胡瓜（黄瓜）、胡椒、胡豆、胡芹、海椒等等。
菠菜在唐朝时也被称为“波斯草”，它原产自波斯，唐初时由泥婆罗进贡给唐朝。还有欧洲的一种球茎甘蓝，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此外，还有菩提树、莲花、水仙、郁金香、石榴等等。据说甜菜也是唐朝时从波斯或者黑衣大食传入中国。这些植物最初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我们的土地，悄无声息地丰富、滋润着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千百年来，与这里融为一体。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的确，但我们也应感谢这些曾不远千里赶来的美好馈赠。
丝绸之路同样有兴有衰，它繁荣时，一般处于中国王朝国力强盛时期，因此传入中国的物产中，新奇奢侈品占据重要位置。譬如西方金银宝器、珍奇异兽等。以唐朝为例，西方的金银器、各类香料和宝石大量进入中国，并且受到追捧。如蓝宝石，当时称之为“瑟瑟”，唐玄宗时就曾用大量蓝宝石装饰宫殿。各类香料在唐朝的流通规模也很大，除了熏香，还可入药、化妆、照明。
存在交流互通必然会存在文化碰撞，最直观地表现于技艺。西方诸国的音乐、舞蹈，如胡琴、胡旋舞等传入中国，甚至风行一时。许多诗词碑文均有所记载。“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白居易的一首《胡旋女》说的就是胡旋舞的情形。西域各国的衣着也影响了中原地区的服装时尚。
中外天文历法的交流也十分频繁，大批外国历法和天文学家来到中国，对中国天文历法产生影响。影响最大的两部历法《七曜历》和《九执历》均来自天竺，唐五代时流行于民间。还有良种马匹、中亚的酿酒术、印度的制糖技术等等。东传的技艺同样悄无声息地融入中华血脉，滋养着中华的成长。
西传之物
古中国诸多技术在当时均居世界前列，物产的丰富，经过丝绸之路西传，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丝绸，中西贸易交流之路以“丝绸”命名足以显其重要性。中国丝织品西传自先秦时期就开始了，后来成为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商品——甚至丝绸之路最初重要作用就是运输中国的丝绸。在西方诸国，中国丝绸与瓷器一起成为东方强盛文明的代名词，风靡各地。甚至各国元首和贵族将拥有中国丝绸和瓷器视为荣耀的象征。在距离遥远的西方，人们最初正是通过昂贵精美的丝绸和瓷器来构建中国或者说整个东方的美好形象。这种美好也支撑着他们积极与东方交流贸易。
丝绸贸易如此兴盛，但蚕桑丝织技术却在千年后才开始传入西方诸国。汉代时，蚕桑法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域于阗国，此后西域的丝织业逐渐发展，出现西域“胡锦”。后来蚕桑技术又从西域传入拜占庭和波斯，本土的丝织业出现并发展。各地产出的花样各异的胡锦也作为贸易物品四处流传，也刺激中国生产样式类似“胡锦”的丝织品销往西方。总而言之，中国的丝绸文化随着丝绸贸易在沿线各国开花结果。与丝绸并称的瓷器也对世界各地影响极大，中国的瓷器制作法沿丝绸之路传入各国，也形成了世界性的瓷器文化，甚至遥远的北非都受其影响。产自中国的樟脑也和瓷器一样珍贵。
此外，中国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漆器、铸铁、冶炼、建筑技术无一不沿丝绸之路产生世界性影响。中国的作物如谷子、高粱等，还有曲辕犁等农业生产技术也传入西方，帮助人们对抗饥荒。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药学，中国积极收集海外药物的同时，向印度、波斯、阿拉伯和欧洲等地输出药学，造福世界各地。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中国的存在对西方各国至关重要。
几千年来，丝绸之路孜孜不倦地沟通着中西，它就像一条主动脉，不断输送营养，推动沿线甚至整个亚欧大陆的发展进程和走向。随着历史的发展，东西交流逐渐便易和东西形势的逆转，明清后丝绸之路渐渐衰落，最终在19世纪彻底消散。它已经逝去，但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感谢。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它还会以不同的形势重获新生。（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丝织外贸繁荣的盛唐时期，丝织业贸易有何特色？
丝绸是中国古代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产品，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中，丝绸是不可或缺的，而因为丝绸的存在，中国在历史之上就曾经被称呼为“丝国”，而与外国的商路也因为大量的丝绸贸易而被称呼为“丝绸之路”。丝绸，是中国历史文明的重要产物，也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遗产，而说到丝绸，不得不提到的便是唐代，尤其是盛唐，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丝绸的发展和贸易的重要时期，尤其是在丝绸贸易方面，更是能够体现出中国封建丝织品的出口贸易。
盛唐时期，除了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十分的突出，在贸易往来方面，也是十足的突出，而这段时期，正是丝路贸易发展的一个极盛时期，这个时候的海上以及路上丝绸之路运载着无数的精美丝织品，从中国出发，运向遥远的外国。
那么盛唐时期的丝绸有多少呢？足够内销并且还有存余远销海外吗？确实是足够的，根据史料记载，天宝中，唐朝政府一年就能够有740余万匹、棉185余万屯，布1035余万端，这并不是个小数字，虽然说这可谓是整个唐代丝织业最为繁盛的一年，但是由此可见，其他时期的布匹产量也不会少到哪里去，足够用作外销。
首先说明，本文中所说的“盛唐”时间规定在了公元712年至755年之间，这是唐玄宗统治下的唐朝盛世期间，这段时间可谓是整个唐王朝国力最为鼎盛的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可谓是极盛。而这段时期的丝织品输出规模也是有唐一代最多的，仅仅是通过朝贡贸易输出的丝织品数量，就比唐代其他时期输出的总和要多，因而这段时期的丝织业外贸是十分具有典型性的。
当然，虽然用的都是“外贸”这一个词语，唐代的外贸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外贸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唐代的丝织品外贸，说的主要是分为两类，一类输出，一类输入。输入的大多是朝贡地区进献的“贡品”，而输出的大多数通过是朝贡或者互市的方式，而无论怎么样，盛唐时期的这些丝织品都是被官方垄断的，也因此，这个时期的贸易活动是有着一些特殊之处的。
一、官方垄断
盛唐时期的丝织品是被政府所严格管控的，拥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管理丝织品的外贸，在中央便设置金部郎中、员外郎和鸿胪寺庙等机构专职负责而在地方上，主要是依靠互市监来管理具体事务，尤其在海上贸易兴起之后，在广州等地还专门派遣市舶使来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正常进行。除此之外，为了防止不正当的民间贸易，唐政府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叫做“过所”的制度，但凡要通过渡口、津关的人，都必须先申请“过所”，经过层层审批之后才能够正常通行，就如同我们现在的通行证，这样的制度，一方面能够管理人口流动，一方面也能够防止民间的不正当交易，防止政府所禁止的禁物流向海外，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而在盛唐时期，丝织品大多都在被禁止或者被限制的行列之内，民间可以进行出口贸易的丝织品十分的少，即使这样，这些没有被禁止或者限制的丝织品也不能够随意交易，对其输出地也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如果违反规定的话，那么将会得到严苛的法律制裁。
二、并非真正的经济往来，而是政治往来
盛唐时期的丝织品外贸和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学上的“外贸”并不相同，其十分注重政治性，而非经济型。此时的丝织品外贸主要就是通过官方所控制的，而其组主要的也是朝贡、互市等方式进行对外输出的，朝贡是中国古代的王朝为了稳定政治，宣扬国威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制度。
当其他国家进行朝贡这一行为后，唐政府将会给予其赠礼，而这些回赠的赠礼大多比贡品价值大得多，而丝织品，尤其是丝绸更是回赠物之中的重要物品，其政治意味是大大高于经济意味的。而互市也是如此，主要的也是为了和周边的民族地区保持一种友好的互通关系，是有着政治考量的，因此这个时候的所谓外贸是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的。
三、以物易物为主要方式
盛唐时期的丝织品外贸基本上全由政府所掌握，而在这样的贸易之中，并非是我们现在最常使用的以物易币，以币易钱的交易方式，而是直接的物物交换，在此过程之中，货币的使用相对而言十分的少。在朝贡之中，其余国家大多使用当地特产包括动物等来交换中原地区特产，而最主要的便是丝绸，而在互市贸易之中，最常见的也是绢和马匹的交换，可以说，丝织品是贸易之中的大头，而物物交换更是最主要的交易方式。
不过，这也并不是说就不存在货币流通了，考古还是发现了不少的阿拉伯金币的，这些金币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自然是为了贸易而来。而史书之上也有记载，“乞于寺观礼拜及向两市货易，许之”说的正是开元四年的奚人贸易，而这种非官方的，私下的交易自然是会有货币流通的。而且一些贸易中的物品并非民众所需的，以物易物是有一定难度的，货币的流通也是必然的。
四、并非等价交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般的贸易都是等价交换而来的，其交换是有着一定的价值考量的。但是盛唐时期的丝织品贸易却非如此，其本身是一种非等价交换的贸易，拿最简单的来说便是，唐政府所支出的远远比所获得的的要高得多，尤其是朝贡上，中国所回赠的丝织品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外邦进贡的物品价值。
比如说开元二十二年，西南蛮使节便来朝贡，“遣使献麝香、牛黄”，而唐政府回了什么呢？“赐绢二千疋，杂彩二百疋”，这并不是个小数目，在开元年间，一匹绢大约价值五百五十文，那么这些物品大致就是100多万文，而当时一头上好的牛也不过4000多文，能换近300头牛，无论西南蛮所进贡的麝香和牛黄的价值多高，也是换不来这么多头上好的牛的，而这不过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已，除此之外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盛唐时期的丝织品外贸活动之中，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不平等贸易关系，但是唐朝政府却甘愿这样做“赔本买卖”，其原因也大致可以分为两点。第一点就是为了宣扬国威，表现出唐朝的经济实力。盛唐时期的中国各方面实力都是极盛的，因此也有了个“天朝上国”的称呼，而这样的称呼势必会让人有优越感，而唐政府也不例外。给前来朝贡的国家更多价值的礼物，更能够显示出自己国力的强盛，也能够起到一种威慑作用。第二种原因是为了维持和各国的关系，国家之间的关系大多是靠利益维持，如果想要稳定局面，使得各国与自己交好自然是上上选，而这种施加“小恩小惠”的方式，是当时最为简单也最为实用的方式。
结合一带一路,中美贸易战与古代商业的区别？
“一带一路”与古丝绸之路有何不同 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地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得利益，在这条路上经商的主要是今天的中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今天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肯定不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了，要坚持互通互补互利、实现共赢。“一带一路”能不能建成，关键是能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如果最终能形成命运共同体，那么它才是真正巩固的。 古代中国人到了海边，不是看到希望看到未来，而是穷途末路，所谓“山陬海遖”“天涯海角”。而阿拉伯商人因为陆路成本太高，特别是唐朝安史之乱后陆路断了，只好改走海路。唐朝以后，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等都是东南沿海生产的，海上运输更方便，运输成本也降低了。所以，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原因
主要的原因：贸易顺差和套汇。
明朝和清朝早期，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大的，那时的中国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一定规模，但那时的中国人还很封闭，远洋贸易几乎没有，但西方一些国家的远洋贸易已经非常兴隆，他们对中国的很多产品有大量的需求，主动前来贸易，造成中国贸易顺差逐年加大，也就是白银流入中国。
白银换黄金——跨洲大套汇，16世纪后叶和17世纪，明清时期，伴随着贸易的发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同时也有大量的黄金外流，以黄金换白银，这就是所谓的套汇。
那时的中国产业健全，货品丰富，能够自给自足，对进口西洋货品没有依赖，基本上只有单方向的出口，所以严重贸易顺差，白银流入中国。西方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后来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逐渐平衡了中国的顺差。但到后期，中国进口的鸦片已经高过了出口的货物，反而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
扩展资料
明初推行宝钞，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自14世纪末开始，随着民间用银、官方赋役折银，白银货币极大地扩展，15世纪末白银货币化在社会内部的膨胀，促使出现了海外贸易热潮，使得货币和财产进一步活跃了起来，唤起了人们新的更大的白银货币需求。
嘉靖年间，白银在社会流通领域中已经占据主币的地位。此时，一方面出现了国家财政上的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社会上从皇族到小民都有对于白银的需求，日益增加的全社会的商业性行为，正说明了无论从国计还是从民生都存在着对白银的大量需求。
16世纪全球化开端，这种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巨大需求形成与全球的互动，导致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但我们切不能忘记，此前伴随白银货币化过程的，是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从折银到征银，这是明朝赋役改革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根本特征。
发展到张居正改革，核心是财政改革，改革存留于世的两部重要文献《万历会计录》和《清丈条例》，证明了白银货币成为国家财政体系主体的趋向，表明中国古代两千年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的国家财政体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明清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张献忠为什么会有大量白银沉于江口？